女人在洗澡，不远处有男人在干活

                                                             夜晚，村民仍在温泉里洗澡

缘起：在豫西卢氏县境内，有一个地方形成了奇特的四季裸浴风俗———无论男女，白天夜晚都敢在离马路不远的浴池里赤条条地洗澡，毫不顾忌外人的目光。这种不知起源于何代的裸浴风俗，究竟是怎么形成的？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今天，面对外界干扰和猎奇的目光，它还能坚持下去吗？

男女露天裸浴不嫌“怪”

一个月内，杨先生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汤河。

杨先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半个月前，他独自驾车来到汤河，正准备住进村民李向玉的大儿媳宋来枝开的旅店，隔窗一望，对面温泉里洗澡的全是赤条条的男人。

“怎么都是男的，今天不是女的洗澡吗？”他问李向玉。

李向玉告诉他，当天是农历初二，是轮到男人洗澡的日子。杨先生恍然大悟，又有点气恼，扭头下楼，驾车离去。临走时说：“男的洗澡有什么可拍的，等到女人洗时我再来！”

“他把阳历当成阴历了！”李向玉说。

经常会有这样的顾客光顾。李向玉有点无奈。

更多的时候，汤河村民把汤河温泉当做上天的恩赐，来帮助他们消灾祛病，这在解放前乃至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尤为明显。今年72岁的李向玉回忆：那时候因为当地山区医疗条件极其恶劣，凡是得了皮肤病、关节病的人，都会来泡温泉，尤其是洗疮的人特别多，附近乡镇乃至南阳西峡、镇平，陕西商南等地的人，都会沿着崎岖的山路而来。“水里含的硫黄比较多，能消毒，怎么洗都不会传染”。

跟外地前来治病的人相比，汤河村民把在汤河里裸浴当做一种享受，一天劳作下来，筋疲力尽，跳进温泉里泡一泡，身上光滑舒坦，疲劳尽消。无论男女，都很享受，没有人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裸浴会感觉“怪”(当地方言，害羞)。

                                                                    温泉附近风景不错

曾经在汤河村流传一个笑话，说在建造洗浴亭时，正值女的洗浴时间，一个湖北来的建筑工在亭子顶上上瓦，看到一群女人旁若无人过来径直脱掉衣服，赤条条地跳进浴池，并在池外走来走去。建筑工“怪”得受不了，赶紧给乡政府打电话：“不行啊，好多女人在洗澡，我干不成活儿了。”倒是下面的女人们笑了起来：“我们还不嫌怪，你嫌怪什么！”

“曹老先儿”初定男女轮洗

汤河裸浴起源于何时，李向玉和村民们一样，没有人能说得清，他曾听父亲说过，祖辈都这样，父亲小时候都习以为常了。这一点，在光绪九年的《卢氏县志》上曾有记载：“汤池在熊耳山足，夏可熏鸡，冬可沐疡。”想来有一定历史了。

不过虽然久远，但李向玉还是能够感觉到其中的变化：解放前，虽然有裸浴之名，但还是男人比较多，女人们由于受封建思想的束缚，洗澡的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开放，白天洗澡时不像现在这么“赤肚肚”(赤条条)，一点也不怕人看，那时候总要穿一件衣服遮羞；解放后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逐渐开放一些；70年代末到现在，则无所顾忌了。“她们现在敢看着对面二三十米的路人，一丝不挂地笑着走来走去”。

汤河温泉有两个泉眼，在河道西侧山脚下，常年不停地冒热水。上个世纪80年代末，当地政府将泉眼圈起来蓄热水，通过管道流入修建的四个浴池里，供当地村民洗浴，后又在浴池上修建洗浴亭及长廊。

但在此之前，则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李向玉说，以前的泉水直接流出来，渗入河道的沙滩里，村民洗浴的时候，直接在沙滩里挖出一个坑儿，坐在沙坑里就可以洗；后来挖出一个水潭，泉水流到水潭里，就成为天然的浴池了；河里涨水的时候，在对面的岸边也可以洗。

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之前，温泉并没有定下男女轮洗的规矩。往往是谁先占着谁就洗，男女之间经常发生“战争”。

事情越闹越大，终于有一天，有两拨男女闹得不可收拾，吃亏的一方便请来“曹老先儿”论理。“曹老先儿”叫曹植甫，是著名文学翻译家曹靖华的父亲，曾考中晚清秀才，后深感山区教育落后，来到汤河小学教书，深受村民爱戴。

“曹老先儿”来到现场，平息了争斗之后，就定下规矩：男人洗浴时间为农历一、四、七、二、五、八，女人为三、六、九，按日进行。

上世纪70年代末，妇女们觉得分给她们的洗澡时间太少，要求增加日子，当地政府便把逢十的日子给了她们。

游客拍照不过河

汤河地处深山，在1998年水泥路修建之前，这里还比较闭塞，村民生活还比较原始淳朴，男女轮流洗浴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村民自得其乐，犹如生活在“桃花源”里一般自在无拘束。

但随着路况的变好和媒体的报道，汤河村这种“天人合一”的裸浴风俗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一看稀奇，其中不乏众多摄影爱好者和记者，他们的到来逐渐改变了村民的观念。

对于这些拿着“长枪短炮”好奇的人，村里人无论男女，起初都没有太多的戒备，以为他们只不过是看稀奇而已，并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只要不过河到跟前拍照，没有人会觉得“怪”。“拍照不过河”也成了不成文的规矩，但有一些不知情的游客来了之后，径直走到跟前拍照。

李向玉说，有一个穿军装的女孩，在男人们洗澡的时候，竟然趟过河水走到浴池前，对着两个一丝不挂的男人拍个不停，旁边的人立即惊叫起来，说她正在拍你们呢！倒是两个被拍的男人还算大方，说：“人家女孩没见过，满足她的好奇心吧！”

不过女人们可没有这么大方。有一个香港记者，趁一池女人正在裸浴的时候，悄悄地摸过去，走到跟前拍个不停，惹得一池的女人惊慌地骂起来，有两个女孩子实在气不过，端起两盆热水兜头浇过去，这位记者连人带相机都湿了个透。

村民逐渐发现，这些“长枪短炮”瞄准的主要是女人，而且有村民还发现，他们拍摄的照片上了“电脑”，传得到处都是。其中看到的一幅照片虽然遮盖了脸部，但村民们从身材上还能看出是谁。

“谁谁光着身子在‘电脑’上传得到处都是。”这样的传言让村里的女人们有点惊慌，自从发现这个秘密以后，不少女人看到河对面站着拍摄的人都会大声吆喝斥责，或者赶紧缩身水中。

汤河村用当地人的话说是“苦穷”，人均不足三分地，且大多是山顶或河道里的荒地。其实村里人还是希望更多的游客到来，以提高他们的收入，只不过不希望他们或家人的裸浴照片在外边到处流传而已。

“这是一个矛盾。”宋来枝说，村里想富裕也只有靠旅游这一条路，而外地游客来这里想看的也只有裸浴这一风俗，体验一下温泉。如果不让他们看，谁还会来？

记者夜探汤河温泉

我们之所以选择探秘汤河裸浴，是因为在全国十大著名裸浴场所中，它是唯一最原始、最纯正的，是真正的历史风俗所在。

事实上，从地理位置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从郑州到卢氏，大约8个小时的路程；从卢氏再到汤河，又得一两个小时辗转。可见其地理位置之偏僻，或者，正是这种偏僻，保证了它的原始纯正。

汤河所在的山系为秦岭支脉的熊耳山系，为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南北地质、气候和生物的分界岭。

记者下午两三点到达汤河。隔着车窗，我们惊讶地看到河道西岸正有10多位妇女在洗澡。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还是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她们距离我们所在的马路不足40米，马路上站着一些好奇观望的人，甚至河道里还有一些搬运石板的工人，她们毫无羞涩之态，有两个还一丝不挂地走来走去，旁若无人；有几位妇女正光着身子面对马路洗衣服，洗一件，晾一件。

李向玉告诉我们，站在路边看的都是外地人，本地男人是不看的。

温泉水到底什么样子，因为当天逢农历二十九，次日又是农历三十，全是轮到女人的日子，我们无法体会。好在街上建有一个澡堂，热水也是从温泉接过来的，水很热，洗到身上有润滑的感觉。澡堂老板告诉我们：专家曾经测定过，泉水温度常年保持在49.5℃，富含硫酸根、氟、铁、钙、镁、磷等二十多种矿物质微量元素。

晚上，我们住在宋来枝家，准备在夜里没人的时候到温泉看一看，因为离得比较远，白天并不能看清温泉的具体情况。

李向玉说，她们一直能洗到夜里11点半左右，次日早晨不到6点就有人去，下雪天结冰天也是这样。他要我们等到11点半以后再说。果然，夜里河对岸浴池旁不时闪烁着手电筒光，并伴随着一阵阵开心的笑声，此起彼伏，一直持续到11点多才结束。

我们找了个手电筒走过去，才发觉外边十分寒冷，而仅能盛七八个人的浴池却热气腾腾，水温也异常热。原来有一根管道通到浴池来，那根管道连接着一个被石板覆盖的大池子，大池子里盛满了热水，在靠近山脚一侧有一个开口，可以看到水面不断地冒出气泡，有很大的硫黄味儿。

白天时，汤河乡党委副书记薛红军曾讲，省地矿部门前几年曾来这里勘测过，说这一带有一个几十里长的断裂带，而汤河温泉正位于这个断裂带上，是其一个出口，所以才能够形成温泉，且每小时冒水达10吨左右，水质pH值8.5，总硬度9.25，很适合洗浴。（李长需、沈翔）

7月13日，在北京访问的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部长阿方索·杰克逊说：目前，美国拥有自己房产的人已经达到了70%，但这和北欧一些国家相比还有差距。在瑞典，个人拥有住房的比例达到了88.5%。他说，政府的任务就是为穷人提供必要的帮助，提供“人民买得起的房子”，他就任时，布什总统曾要求他减少美国的无房人口比例。(《中国青年报》7月17日)

由于我国房价高企，很多人买不起房，于是出现了不少抱怨和指责。针对此，有些被称作房地产专家的人和某些有官方背景的人，如龙永图，批评老百姓没有改变观念，说人人都想买房是很错误的观念──把房价上涨的原因归结为老百姓的错。要按照如此逻辑，时下各地猪肉涨价，原因也是因为我们的老百姓太爱吃肉了，解决之道也只有老百姓少吃肉或者不吃肉了。

为了让老百姓接受“没有自住房”的现实，他们拿出了很多的“事实和数据”。比如：美国三成人群买房，六成人群租房，实际拥有住房的人并不多。很多老百姓没有去过美国，就是去了，也未必能知道他们到底多少人有自住房，所以也只好由这些掌握话语权的人说了。如今，美国的官员自己说出了他们的实际情况，不知道那些拿美国说事的人是弄错了，还是故意在说谎。

美国70%的人拥有自己房产，而且有人指出，在美国，一部分人之所以不买房，是因为他们流动性大，需要经常换房子，租房更方便。而在北欧，有些国家88.5%的人有自己的房产。从这些事实来看，拥有自己的住房，是世界人民的共性，并非中国的老百姓观念有问题。

有人说，“买房置业”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事实上也不得不承认，在时下的中国，有自己的住房，是有尊严的过日子的一个必备条件。熟人见面，少不了要问一句：买房了吗？如果买了，你就能从容自信地面对别人的问题；如果没买，那就有些难为情了。而且，房地产商的广告中还在以“万乘钦仰，只因享此一席”、“新奢宅，彰显财富拥有者的非凡品位”等词语极力吹捧有房者，显示有房无房的区别，刺痛无房的人。

老百姓要求改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这没有错；老百姓向政府提出要求，要求能住得上自己的房子，也绝不是无理要求。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政府责无旁贷。阿方索·杰克直截了当地说，政府的任务就是为穷人提供必要的帮助，提供“人民买得起的房子”。而在我们国家，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民主和文化需要，政府的根本任务，当然是不断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有人经常高唱GDP增加了，社会发展了。可是，可为什么GDP增加了，老百姓住自己的房子却越来越难了，甚至被人告知只能租房住了。若不能改变老百姓生活质量，GDP增加有什么意义。

而且，让老百姓住上自己的房子，并不是克服不了的困难。买不起房，是因为房价太高，而房价太高，是因为房地产存在着利益集团，是财富过度集中，是政府未尽职尽责。有些利益集团并没有对社会作出很大的贡献，却控制了社会的大量资源和财富，有人不问这种状况是否合理，却责怪老百姓正常的生活需求不应该，要求他们节衣缩食，降低生活标准，这是什么理？

龙永图先生拿美国举例：美国三成人群买房，六成人群租房，实际拥有住房的人并不多。他认为，大部分中国人应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解决租房问题，因为百姓的目标只是“有房子住”。

我不知道龙永图先生自己是想买房还是想租房，不过以龙永图先生的地位和收入，当然不会沦落到跟许多小老百姓一样买不起房只能租房的地步。自己买得起房，却严肃地指出“老百姓人人都想买房的观念是非常错误的”，这未免就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味道了。其实类似的观点并非龙永图先生首创，之前已经有一些存在房地产业背景的专家提出了类似看法，当然，美国人租房多、买房少也是这些专家们必举的例子。我的疑问是：美国人租房率高就真能推导出“中国人人想买房非常错误”的结论吗？

当然不能！“买房置业，居者有其屋”是中国人多年来形成的传统理念，虽然这个时代瞬息万变，但“有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依然是绝大多数年轻人最朴实的梦想，为了这个“卑微”的梦想，他们不惜连夜加班，不惜把自己变为压力巨大的房奴。你要问他们为什么非要买房而不是去租房，估计都会得到同样的答案：租的房子能算是自己的房子吗？政府的责任是尽力满足人们这种最基本的梦想，让他们买得起房。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因为我不知道人人都想有套自己的房子竟成了“非常错误”的事情，但我至少还知道，房价畸高的板子，再怎么也不应该落到想买套房子的小老百姓身上。那些赚取着暴利的开发商、那些推动低价上涨的地方政府，他们才应该是房价飞涨的“罪魁祸首”。但按照专家们“大家都想买房才导致房价飞涨”的理论，那些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岂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了，现在的房价飞涨岂不是老百姓咎由自取？这样的结论，想必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听到以后肯定会笑得合不拢嘴的。

再来说说专家们老是提到的“美国人租房多买房少”吧。我们知道，美国人的流动性是非常强的，因此他们需要经常换房子，租房总比买房要方便，所以美国人才热衷于租房。美国人是因为工作原因喜欢租房，他们并非买不起房，而且他们的人口流动非常自由，既不需要迁户口，也不需要办什么暂住证。反观我们，壁垒森严的户籍制度让人口流动成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户口、暂住证、小孩上学……一系列麻烦让你一有机会就想落地生根、买房置业，因为在中国，人口的流动实在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毕竟，谁也不想永远“暂住”在自己家里。

专家们现在都习惯于拿“国际惯例”来说事，但如果选择性地片面引用国际惯例，那当然就是别有用心的伪“接轨”了。就买房还是租房的问题而言，在中国人自由流动依然是一种奢望的前提下，动辄拿美国人“租房多买房少”来说事，我看实在是有点别有用心的嫌疑。

作者： 尹之　　 编辑： 吴飞

中国农民，我指的是那些真正务农的农民，其年人均收入很难超过3000元人民币，应该不到工商业领域人均收入的1／4。在我看来，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务农者平均每年的劳动时间也大约不足工商业劳动者平均年劳动时间的1／4。我的访问表明，在东部地区，一个农民的田间劳动日(8小时)可以挣到50元人民币，但一个简单劳动力在城市工作同样的时间才能挣到20元左右(北京)。农村聚集了一个半失业人口构成的群体，他们平均每户耕作着半公顷土地。这样一个人群放在任何国家都不会富裕，都只能过穷日子。

现在农村地区的农户有2.5亿，如果这个数量变为5000万，中国农村的面貌就会有根本不同。那个时候，农民的人均收入将数倍于现在；一些地方的农民收入甚至超过城市平均水平。那个时候，中国农村的农业居民将集中在小型社区里；这些村庄数量可以不少，但每个农庄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现在的大部分人口将走向大城市和新兴城市。

农业要保持一定的竞争性，没有竞争，就没有活力。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农业政策不是鼓励竞争，而是保护落后。我访问过一个英国农场，它5年没有赢利，也没有向国家交所得税，但政府每年都给它补贴5万－6万英镑，它怎么能有成长的压力？一些国家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结果给农场兼并集中造成了很大困难，长期保持小规模农业，也丢掉了农业的高效率，使食品价格居高不下。

中国农业必须有一定的竞争性。在市场的压力下，总应该有一些家庭农业出现亏损，不得不放弃农业，到城市去生活工作。通过竞争，留在农村的农民应该是比较热爱务农，又有务农技能的农民。这样，人们现在担心的人口流动的“逆向淘汰”问题将得以解决，就是说，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应该不是最差的，而离开农村的劳动力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充满活力的农村的前提是充分就业的农村，每家农户平均耕地该有三四公顷，一些小规模的农户同时还要适当兼业。

                                  (原载6月13日《南方农村报》，作者党国英)

随着国家进一步深化宏观调控、各部门联手调控房价等一系列调控措施浮出水面，房屋开发成本成为各方高度关注的话题。近日，一位在珠三角和广西、云南多年从事楼盘开发的房地产开发商向记者坦言：“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20%，房开商能够拿到其中40%的利润，余下超过40%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层层消化’掉了。”

在记者保证不透露真实姓名的情况下，这位姓蒋的房地产开发商自述了亲身经历的楼盘开发“灰色产业链”。

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20%

我从1992年就开始从事商品房建筑行业。当年每平方米的建筑成本价不过350元至400元，房价不过1000元/平方米至1500元/平方米，建筑成本占房价的1/4，加上土地出让金，房地产成本价格也不过是房价的1/2至1/3，如今建筑成本比原来只涨了100元至200元，房价却比原来翻了好几倍，房屋成本只占房价不到20%。

前些日子番禺包工头向媒体公布的商品房工程明细账，实际建筑成本是每平方米不过572元。这还是珠三角的价格，中西部省区的价格比这个更低，因为人工成本要比那边低很多。相比之下，中西部省区的人工费用只有珠三角的1/2至2/3，铁工为5元/平方米，木工是10-12元/平方米，泥工为3元/平方米，负责贴外墙瓷砖的人要20元/平方米。

南宁、贵阳、成都等地的房价已经比上世纪90年代涨了近10倍，价格从600-700元/平方米，飚升到4000元/平方米至8000元/平方米，上万元的豪宅也为数不少。实际上，面积越是大的楼盘，建筑成本越低，因为建筑商减少了很多钢筋、水泥、窗框、管道等费用，售价昂贵不过是迎合人们贪大求全的消费心理。

“招拍挂”：内行“懂门道”消化两成利润

土地价格、开发成本是不少房地产商向外宣称“价格上扬”的最大原因。实际上，土地“招拍挂”没有增加房屋成本，而“暗箱操作”成为房地产商降低成本的主要渠道。

“招拍挂”的项目一般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规模较小的项目，在招投标过程中开发商可以通过“内部渠道”了解政府方面的土地价格“底线”、“上限”，与有可能参与的同行形成“价格同盟”，由一家公司竞拍下来后，其他公司共同建设，但楼盘销售价格参照周边楼盘价格抬高销售；一种是规模涉及几百亩土地的项目，土地连片开发就需要通过集体“围标”的方式来实现对土地的掌控，开发商往往事先做好评估部门、招投标审委会的“工作”，通过招投标“评估”方式，排挤一些外来的竞争者，通过打压对手、减少竞争压力来降低潜在的成本风险。还有一种是通过规划部门的“风声”，在未来的黄金地段抢先“圈地”的做法。如政府搬迁、城市发展规划等出台前夕，地方政府决策层尤其是“一把手”对城市发展的目标指向，成为开发商趋之若鹜的消息，一有风吹草动，房地产开发商就会连夜“跑马圈地”，因为这时候土地价格最低廉。

要获得这些消息、“搞定”这些职能部门，就必须“有酒大家喝”，从楼盘开发中拿出一部分利润，让包括评估、规划、拍卖、土地、政府等部门“分享”。我认真计算过，无论大中小型楼盘，要真正在当地站得住脚，至少要拿出两成左右的利润，通过请客吃饭、逢年过节赠送“购物卡”、假期组团旅游、支付出国考察费等方式来“摆平”这些权力部门。

土地“招拍挂”不但没有增加房屋成本，反而成为房地产开发商抬升房价的重要借口。表面上看土地价格很高，但分摊到每平方米的价格就很少，原来建设20层高的楼盘可以建设到40层楼高，成本降低了一半，房价却涨了一倍。

改规划+乱测量+滥用料=高利润

修改规划、楼盘测量时与测评部门“互通有无”，施工中滥用材料，这些都是房开商牟取高额利润的关键环节。

修改规划和楼盘面积测量是实现楼盘后期“利润增殖”的核心，这部分利润超过20%。只要有了前期到位的“工作”，规划建设部门不会对楼盘开发的层数、公摊面积、绿地面积进行认真测量，相关社会化的测量部门、评估部门因为面临市场竞争压力，在吃了一两顿饭之后，往往也对开发商房屋面积“跑冒滴漏”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滥用料也是利润实现的重要手段。钢筋、水泥、板材、管线等，只要有出厂合格证，平时很少受到相关部门的监管，这部分材料建筑商往往精打细算，恰到好处地在管线、窗框等不影响工程质量的环节上使用相对价格低廉的产品。这部分产品质检部门不像钢筋水泥等大宗商品那样高度关注。但由于数量巨大，所获得的利润也非常高。

4成利润为职权部门买单

“吃得下，吞得掉，消化得了，没有后遗症。”这是房开商与诸多相关职能部门“合作”的重要前提。请客吃饭一顿没有上万元会让领导“没有面子”；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外出旅游”，不出国门就是没有旅游，这些部门只是象征性地交纳部分旅游费用，90%以上由我们直接支付给旅行社；逢年过节的“购物卡”，一次性就是几十万元。

我们当然害怕审计部门查账，但比起酒店、宾馆等行业来说，建筑行业也最容易开账出资，从进料源头、施工环节上，就能够将一大笔钱“费用”消化掉。“借用”身份证登记来冒充员工数量，用工资“冲抵”开销；把日常成本做大……这些都是房开商“化解”灰色产业链的主要手段。

我认真算过这样一笔账：一栋楼盘开发下来，成本只占房屋价格的20%，房开商能够拿到的利润占房屋价格40%，还有40%就是被各种“灰色开销”吞噬了。其实，只要地方政府和相关职权部门认真履行中央的政策措施，监管部门强化监管细节，我们完全可以把余下40%的“灰色开销”降低下来，返还给购房者。这相当于开价6000元/平方米的房子，只需要3000元/平方米至4000元/平方米就能够买下来了。

中南大学行政管理学院院长李建华教授认为，户籍改革之所以如此受人关注，说明此事已经成为一个事关公众利益的基本社会问题。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有利也有弊，从现阶段的社会发展形势来看，这一政策的弊端在扩大，益处在缩小。

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人民日报》5月9日）

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户籍改革，这是民意所向大势所趋，近年来各地也纷纷出台相关措施进行这方面的有益探索。然而，从一些地方推出的户籍改革措施来看，却大有站错“改革起点”之嫌。

譬如前不久北京实行的一项户籍新政策：父亲是北京集体户口，不论是否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未成年子女都可以随父进京。这一规定虽然放宽了进京的条件，但它只不过是扩大了受益的层面，户籍制度原有的不合理的“特权价值”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户籍改革原本就是为了打破户籍束缚，剥离捆绑于户籍之上的相关“户籍特权”，实现城乡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维系最大限度的社会公平。所有改革思路都必须服从服务于这个大方向，以确保改革起点的正义。那么，像北京推出的这种未能触及问题实质，未能彻底揭去户籍“特权标签”的新政策，显然不符合户籍改革的原有之义。

如何推行户籍改革，笔者比较倾向于那种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统称“居民户口”的做法。这种思路的改革能最大限度淡化户籍的“特权价值”，消除“市民”与“农民”之间的身份概念差别，有利于“市民”与“农民”之间的自由流动。当然，通称为“居民户口”只是开始，此外还需要进一步跟进相关政策与制度，在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层面给予城市外来人口公正的待遇和保障，同时利用制度的力量推进“城市人”向农村地区流动发展，真正让理论上的“城乡一体化”成为现实。

当然，改革现存以二元社会结构为基础的户籍制度，必然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让渡，关乎各种社会群体权利、待遇与保障的再分配，现实的困难和既得利益的阻拦是可想而知的。但无论按照那种思路推行改革，都必须要保证改革“起点的正义”。只有这样，户籍改革才能从正确的起点出发，并最终得以真正实现.

最近一期《瞭望》新闻周刊刊登文章指出，当前官员腐败高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民众对建设法治国家的信心。浙江省台州市司法局宣传处处长郑应有说，到基层搞普法教育，一些民众拿着报纸上刊登的官员腐败被判刑的报道说，领导干部腐败成这样，你们还是给他们多上课吧，干部带头守法了，民众自然就会守法。（中新网5月8日）

建设法治国家，关键是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国家需要以法治民更需要以法治“官”，这是共识，也是常识。然而，我们经常看到司法部门下基层普法的新闻，却几乎没有给官员普法的新闻。再加上日益严重的官员腐败现象和某些政府部门动辄违法行政的事实，必然让民众产生法治是“治民”不治官的感觉，必然降低民众对建设法治国家的信心。

建设法治国家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普法工作已经做了很多年，但是民众的法律意识，尤其是官员的守法意识并不强。

如“红头文件”违法现象屡见不鲜，政府不仅没有做法治建设的榜样，还动辄违法行政，带头破坏法治。在一些地方买官卖官明码标价，在一些地方法院判案不依法而以领导“口谕”为标准。甚至在一些官员那里，法治就是用来治民的，官员是否违法不是法律说了算，而是上级部门上级领导说了算。

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还没有理清法治顺序，或在实际中还有颠倒顺序的问题。本来建设法治国家的顺序应该是政府——民众、官员——民众，但事实上却是颠倒的，结果是普法效果不尽如人意，政府违法官员违法现象频发。政府不守法官员不守法，如何让民众对建设法治国家产生信心呢？

只有当政府自觉依法行政，当官员成为守法模范，法治社会才会如期而至。

此前，中消协“转正”与牙防组“撤销”之举，让不少人叫好。然而，两天前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一个数字，却使人不禁心头一惊——2005年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总额4000亿元，而且这些收费中，“越权立项、无证收费、收费不公示、任意扩大收费范围、随意提高收费标准、搭车收费、坐收坐支、只收费不服务等现象普遍存在”。

我国的行政费用近年来很为公众诟病。有资料说，从1986年到2005年期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经费增长23倍，而同期GDP增长14.6倍，行政经费开支占整个财政开支19.03%，远远高过一些发达国家。

另一笔群众不满的则是屡禁不绝的乱收费。

两笔费用有因果联系：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职能混乱，“吃口”众多，加上约束乏力，形成了强大的“创收动力源”，许多部门和单位争先恐后，或明目张胆或巧立名目或偷梁换柱或陈仓暗度地创收。

这样看来，过去一直在半官半民间徘徊的中消协改吃“皇粮”；撤销全国牙防组，改由卫生部组建口腔卫生处，恐怕光是叫好就失之简单了，甚至让我们理解了，中国的行政机构为何越“精简”却越“臃肿”，进而对这些机构的未来影响，也不免有些疑虑。

很多人在问：转而从事更具宏观层面的“消费风险预警”方面指导性工作的中消协，沾了官气会不会变得暮气沉沉？“口腔卫生处”体现了权力部门与利益市场脱钩的初衷，但是，在行政事业性乱收费动力源不除的情况下，消费者会不会被另一种方式忽悠？

中消协与牙防组确实出了问题，而且很严重，但是，其生存空间是否就应被彻底否定？“收权”、“回归”便是根本之策？

我们常说，政府职能要转变，政府职能要卸载，但是，卸下来的担子还得有人去挑，特别是对一些事涉公众具体利益的关注、监管。能够分担它的，恰恰正是大量社会中介组织的培育、民间力量的崛起。

可惜，目前这类组织不仅数量少，且自身角色模糊。在中消协与牙防组的问题背后，就不难发现他们都摆脱不了一个尴尬：身份暧昧难辨，既非政府机构，也非纯粹的民间力量，成了任由它们发挥的灰色空间。

有想积极作为发挥“民间力量”的，比如近年来各地消协常常“点评”、“警示”，颇受消费者欢迎，但政府和执法机构往往沉默寡言，消协在疲惫不堪后无奈地选择了回归权力机构。而更多类似牙防组那样的机构和组织，则是“用足”、“用好”官方色彩，中国名牌、驰名商标、信得过产品、协会认定、上榜产品……在政府、协会、企业、市场之间完成了一场利益“左手插进右口袋”的游戏，全然不顾消费者的愤怒与损失。

在规范行政职能、规范民间机构、维护公众利益问题上，需要重新确立与修正彼此的关系，这中间，就包括政府对承担了大量细致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事务的中介组织应予培育与尊重，以及对行政行为的自律。只有厘清了各自角色的本分，才可能对“收费源”来个彻底清查。(吴焰)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出关于进一步清理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要求各部门按照合法、合理、效能、责任和监督的原则，对现有的行政许可项目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进行全面清理，该取消的一律取消，该调整的必须调整。

行政审批是指政府为了达到某些自身所预期的目的，根据自设的标准，通过审查公民或法人的条件具备情况，决定是否允许其从事某种活动。行政审批的核心是解决“谁可以干什么”的问题，政府通过这一权力使公民和法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符合政府偏好的价值取向。

设置行政审批权的初衷是追逐政府所设想的公共利益最大化。但是，在实践中，行政审批却被异化为谋取部门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滋生出大量腐败现象。以深圳市为例，据《经济参考报》报道，深圳市建市以来因腐败而被绳之以法的干部90%以上都涉及行政审批，其中又有67%集中发生在土地、建设工程、产权交易等审批项目多、容易发生腐败的领域。

作为一个经济人，掌握审批大权的部门也有逐利的本能冲动，尤其是在市场化改革以后，交易行为模式使相关部门迅速认识到了审批权的宝贵———作为可以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的权力，审批权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稀缺资源。于是，有关部门开始凭借审批权进行交易，这种交易对掌握审批权的有关部门和行贿者来说，属于“帕累托改进”，而对整个社会来说则是一种巨大伤害———权力寻租必然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为公众带来额外的负担，实际上是对公共利益的蚕食和掠夺。

行政审批是资源的权力配置，由于政府的原则、价值偏好和目标函数往往与市场有别，一旦部门利益占据上风，有关部门就可能打着维护公共利益的旗号做出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只要存在行政审批，腐败行为就难以避免；行政审批项目越多，腐败就越多越严重，腐败问题越难以解决。

在本世纪初，全国性行政审批事项最多时达4000多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审批一般也在2000项以上。有如此庞大的审批项目，加之审批条件不公开、程序不透明、程序繁琐，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因此，要想有效治理、遏制行政审批过程中腐败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几乎是惟一有效的措施。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清理和取消行政审批项目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据悉，从2004年到2005年，国务院各部门就取消和调整了1806项行政审批项目，占总数的50.1%，各省（区、市）取消和调整的审批项目也达到了一半以上。但是，由于清理和取消行政审批项目与部门利益相冲突，有关部门往往会百般抵制，或采取“变通”、“换马甲”等方式，保留原有审批项目。

还有的部门在不断设置新的行政审批项目。比如，有关部门即将推开的文化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强制性要求今后从事影视、歌唱、舞蹈等30余个文化行业将需持证上岗。这种自设审批权的做法饱受社会质疑。影视、歌唱、舞蹈等行业已经市场化，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根本不用新的审批。实际上，这种做法本身就与国务院通知中提到的“对通过市场机制、行业自律能够解决的，予以取消或调整”要求相违背。

受部门利益的诱惑，有关部门抵制行政审批项目清理工作在所难免，清理行政审批项目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以更坚决的态度，更彻底地清理和取消行政审批项目，以做到行政审批项目最少、行政审批程序最简、行政审批过程公开透明。

中新网5月8日电《瞭望》新闻周刊刊登文章指出，民众把官员腐败与法治建设成效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前官员腐败高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民众对建设法治国家的信心。

浙江省台州市司法局宣传处长郑应有说，到基层搞普法教育，一些民众拿着报纸上刊登的官员腐败被判刑的报道说，领导干部腐败成这样，你们还是给他们多上课吧，干部带头守法了，民众自然就会守法。

在官员腐败新闻的刺激下，一些民众对普法有一种抵触情绪，他们认识法治建设的心态也趋于复杂，甚至认为法治是“治民”而不治官。

有的基层党委政府朝令夕改、制度多变，政策措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缺乏法律保证，甚至不按法定程序办事等现象，更加剧了民众对法治建设的不信任感，认为政府一些举措不仅没有做法治建设的榜样，还带头破坏法治。

樊刚先生关于经济发展带来收入差距的观点，在我们关于收入差距认识上以前确没有注意到。实际上这一类收入差距改革以来一直普遍存在，且差距极大。只是人们并不留意，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合理。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差距的存在，正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比如改革之初，当小贩就比单位站柜台收入高，当倒爷就比工厂里的正式工人收入高，买茶叶蛋的老大妈就是比搞导弹的工程师收入高。今天，售楼小姐比农民工收入高得多，注册会计师比一般会计师收入高得多，经济学家比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收入高得多。由于这一类收入差距，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是由市场竞争、市场供求等因素的影响带来的，是机遇不同造成的。且收入高的行业、工种，往往职业的稳定性差、风险较大，需要具备特殊的技能、付出特殊的艰辛。

重要的是，这些行业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研制导弹的工程师如果愿意，可以去卖茶叶蛋；国营商店售货员如果舍弃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福利待遇，也可以去贩卖瓜果；社会学专业的学者如果敢冒风险，也可以改修经济学；农民工如果愿意从事房屋销售工作，同样可以做售楼先生、售楼小姐；国营企业的职工如果横下一条心，照样可以申请开公司搞长途贩运。

由上述职业差异或者市场供求不同造成的收入差距，即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是大量存在的。由于可以自由进入、自由选择，人们对这些方面的差距并没有多少不满和愤懑，也没有感到太多的不公平，更多感受到的是精神上的刺激与激励。

而另一类收入差距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同是国有企业的职工，付出的劳动和承担的风险基本上是一样的。甚至企业的效益也差不多。但钢铁行业、铁路行业、煤炭行业的职工，就比电力、通信、金融行业的职工工资和福利收入差一大截，差几倍或十几倍，有的年收入两万元，有的年收入12万元乃至更高。高收入行业虽然收入极高、待遇极好，却并不需要特殊的技能，也不需要付出特殊的艰辛。这些收入较高的国有企业，虽然有时创造的利润不少，但这些利润是怎么创造的，是因为低成本、优良的管理、一流的技术？任何稍微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都很清楚，不是这回事。

在不少时候，这些行业的企业经营情况并不怎么样，比如他们的服务质量往往并不好，公众反映常常很大。他们的经营也同样很难令人满意，成本高、投资损失大、坏帐多，亏损和倒闭的情况照样不比其他行业好。比如一些证券公司、比如不少火力发电厂、比如一些国有商业银行，就是这样的情况。重要的是，这些企业的高收入往往并不随经营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加之一般人要想进入这样的企业工作基本不可能。因此，这样的企业与一般企业之间十分突出的收入差距，这就是一些容易引起不满情绪的较为典型的收入差距。

还有一些上市公司的老总，他们并不是通过经理市场人才竞争赢得目前的地位的，所管理的企业效益亦未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是因为某种偶然的因素，获得了上是融资的机会，通过巨额融资，企业扩大了规模。何以这样的企业老总要比非上市企业的老总收入高几倍、几十倍呢？不错，一些企业在上市前后的两三年曾经取得过不错的经营业绩，进行过有效益的扩张。这在非上市公司不是同样存在嘛。何以今天一些上市公司老总，就可以因此由普通国企管理者年收入3-5万元，一跃而为60万、100万、200万、2000万元，这里的依据与合理性何在呢？

这样的收入分配，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来说，对全体国民来说，应该是不合理、不公正的。造成5亿美元损失致使公司陷入倒闭的中航油公司老总，就是这样曾经取得过好的经济效益，而被定为高薪2000多万元的打工皇帝。这样的高薪及其实行的效果，对于激励国企老总奋发努力，对于改变国企目前面临的总体经营状况，显然没有太大的帮助。国有企业一直以来缺乏真正的所有者，传统体制下其经营管理受到主管行政部门的控制，受到同类国企要求公平的制约，员工工资水平乃至老总薪金水平总是控制在一般人能够接受的程度。传统国企一旦变为上市公司，主管部门反倒不能或不便于控制它们了。名义上的董事会控制，实际上变成了股份公司厂长书记控制。在与国际接轨的观念误导下，盲目的决定大幅度提高工资，这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所有者制约的内部人控制必然发生的事情，代理人(管理人员)自己给自己加工资，加法鄢能合理。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官员的高收入，一些垄断行业私人企业的高收入。而且，这两个高收入还是一钱两面的关系。土地由政府独家提供，土地使用权的获得，在相当多情况下是通过行政审批方式得到的。就是后来的招标，由于存在诸多限制，像房地产这样的行业，也不是一般资本和企业可以随便进入的。垄断的生产加垄断的销售，在房地产泡沫不断推高房价的情况下，给房地产经营者带来了远高于其他行业的暴利。这些暴利的其中一部分，就流到了拥有土地、房产开发和资金管理权的政府官员以及垄断企业管理者手中，这已经由土地征用、审批、房地产开发等一些环节中公开的行贿行情和公开的黑幕、惯例所证实。如此这般获得的官员高收入、垄断企业管理者的高收入、私有企业的高收入，以及由此产生的他们与一般国家干部、国企管理人员，一般私有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何止几十倍、几百倍，这样的收入差距显然也容易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平与义愤。

核心提示：《瞭望》新闻周刊近期在基层调查中发现，无论是普通干部、人大代表，还是民众；无论是从未打过官司的人，还是打过官司的人，在谈到法治建设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司法不公”问题。该刊还引用有关法律人士的话说，目前存在比较严重的“部门立法”现象与民争利，加剧了“司法不公”现象。

中新网5月8日电《瞭望》新闻周刊近期在基层调查中发现，目前中国从上到下，干部民众，越来越多地从法治角度去理解和评判社会深刻变化、体制急剧转型和利益深度分化。目前，“司法公正度”成为人们评价司法活动的标准，而“部门立法”难以服众。

《瞭望》的文章说，无论是普通干部、人大代表，还是民众；无论是从未打过官司的人，还是打过官司的人，在谈到法治建设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司法不公”问题。典型的说法是，“穷人打不起官司”、“没有关系打不赢官司”、“执行难难于上青天”、“宁愿上访也不要打官司”等等。

近年来，随着司法监督力度加大，一些错案得到了纠正，这些案件经媒体公开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无形中似乎强化了人们对“司法不公”的认识。当前，涉法涉诉案件激增一定程度反映了社会对司法公正的认可度不高。据江苏省信访局统计，涉法涉诉案件已经连续2年居新增信访案件的前列。

一位在基层法院从事多年审判工作的法官也坦言，法院审判案件的确容易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扰，突出表现是“案件一进门，两头都托人”。在这样一个氛围中，审判工作总是被先入为主地蒙上了一层“司法不公”的阴影，困扰着基层司法人员办理案件。

另一方面，高质量的立法是提升法治水平的重要基础。有关法律人士对目前存在较为严重的“部门立法”现象表示担忧。社会上也对部门通过立法实现与民争利的做法表示不满。

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林来梵说，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地快速立法活动，一方面使法律体系迅速完善，但另一方面，有关立法“宜粗不宜细”、“有比没有好”的思路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许多问题。首先，有些法律的制定缺乏民众的广泛参与，立法者又缺少深入调查，许多从国外移植的法律规定难以在中国社会背景下发挥应有的作用，有的成为一纸空文；其次，部门参与立法客观上导致了法律的“部门化”倾向。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在起草法律草案时加入了大量有利于部门垄断利益的法律条文，按照这样的法律来进行经营、服务，势必会造成部门利益损害公共利益。

有多少个民主国家，就有多少种民主实践。所谓“西方式的民主能使一个国家自然富强”，只不过是众多西方神话中的一种。不随波逐流，这才是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品格

3月20日，这是伊拉克战争爆发四周年的纪念日。当初，在无法找到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后，向伊拉克输出民主便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动伊拉克战争最为冠冕堂皇的理由。在这个最新的民主试验田里，伊拉克人民已经付出了死亡超过2万多人的代价，并且继续承受由此带来的各种无尽的苦难。现在连美国人也承认，伊拉克处于内战的边缘。伊拉克人哀叹：“伊拉克人离死比离生更近”，“走路与呼吸对伊拉克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幸事”。

在伊拉克，美国推行民主理想与伊拉克的现实情况，两者之间的距离已经渐行渐远。这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事实，更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外推行民主的绝大讽刺。

究其根本，一些西方国家在利用对外推销民主树立自己道德上的优越感，把输出民主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的武器和借口，其最终目的是在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西方国家推广民主的真正动机，而且西方民主也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对于我国将选择怎样的方式进一步推进民主进程，也需要更加冷静和深入的探讨及思考。

“有多少个民主国家，就有多少种民主实践”

对于民主的定义一直在争论不休，而对民主是一种政治运动或实践形式的说法人们却并无异议。由于各国文化不相同，国情存在极大的差异，民主的实践形式自然也千差万别。

现在的问题是，“西方民主”几乎成了源于“西方的民主”的代名词。凡论及民主制度，西方国家总认为自己的民主模式是完美的象征、是人类最文明的制度。同时，借助于西方经济的繁荣和武力的强大，西方国家不仅垄断着关于民主的话语权，而且对外推行自己的民主观念和价值体系，对非西方的民主体制进行打压。

西方民主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尽管现在已经日渐成熟，使人民享受政治平等、言论、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在权力制衡以及制止腐败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西方民主从一开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先天不足甚至更严重的问题，如精英主义泛滥、政治选举中金钱至上等。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民主制度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在全球扩张。一些西方政界人士将其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普世价值”不断向外推销。在他们眼里，其他所有不同形式的政治制度都是非民主的，甚至独裁的。民主政治发展也就是向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模式发展。这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和片面性。9·11事件后，美国更是把向外推广民主作为铲除恐怖主义的根本保证。

美国等西方国家现在向外推销“民主”的手段，一是枪炮之下强行输出“民主”；二是施加外交压力以及用金钱来输出“民主”。“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硬是将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移植到这些国家，自然会遇到水土不服和异化变质的情况。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强行输出民主、改变国家形态或简化历史进程，其直接结果是国家政治动荡和地区形势的不稳。迄今为止，一些西方大国到处输出民主的做法也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这也说明那些不为人们接受的，或者经过实践证明不能真正有益于国家与民众的政治，终将被人抛弃。

西方式的民主就能使国家自然富强吗

所谓“西方式的民主能使一个国家自然富强”，只不过是众多西方神话中的一种。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与经济掠夺、殖民主义以及种族奴役结下了不解之缘。西方社会民主制度似乎是对外实行奴役和掠夺与对内实行民主的矛盾统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单纯靠西方式的民主就可以自由富强起来的。墨西哥是标准的西方式民主国家，与美国只隔一面铁丝网，但是其富裕程度与美国有天壤之别。

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解决人民的生存问题。一个民主化的政府应有助于推动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而绝对不能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来发展民主。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则民主是没有保障的，也是脆弱的，即便建立了某种形式的民主，也无法长久。

发展民主要遵循若干原则：民主建设应符合自己国情生态；发展民主应避免急躁冒进。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推动的策略正确，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否则有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进而影响社会的发展。一个基于常识的判断是：如果一种“民主”不再以民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不能有利于发展并带来应有的福祉，那这种民主又怎能说名副其实。

发展中国家在追求民主时，还应该追求稳定。应在稳定的基础上追求民主，在民主的过程中追求稳定。为了寻求民主与稳定的平衡发展，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应注意采取循序渐进、由低级向高级，再从不完善到完善的稳定策略。一言以蔽之，最好的民主政治，是具体的、能适合本国或本地区社会实际的民主政治。

现在是认真思考和看待中国式民主的时候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58年不平凡的历程和建设成就证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符合中国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全国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实现、维护和发展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和水平不断提高的历史过程。完备的民主形态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正积极探索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道路。

中国的民主实践以社会的稳定和较快的经济发展证明：中国走出了一条既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又保持社会稳定，同时还达到了较高经济发展的国家现代化道路。中国摆脱了通常第三世界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是因为发展民主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就是因为经济发展牺牲了民主的现象。存在的可能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为新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条件。中国的改革发展已经历了近30年，为中外学者反思中国式民主提供了足够的时空条件。现在真的是东西方理论界认真思考和看待中国式民主政治的时候了。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民主国家又有何种理由对中国挥舞民主大棒，进行横加指责呢？

可能的解释是西方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恐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原助理国防部长小约瑟夫·S·奈去年初发表文章称，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某些国家而言，有关集权管理和市场经济结合的所谓“北京共识”已较先前占有主导地位的“华盛顿共识”更受欢迎，而后者就是市场经济与民主政府的结合。对此，美国一些人认为这是对西方民主理想以及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在他们看来，只要中国不实行西方观念中的政治民主化，无论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取得了怎样的进步，都是不民主和专制、独裁的。

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这不仅仅是出于民族自尊心所做出的执拗选择，而是中国政治文化独特性和国情特殊性的客观必然。在人类的各种政治文明当中，中国的文明及其历史发展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仅是原创型的文明，而且具有几千年的厚重积淀，曾领世界政治文明两千年的风骚。

民主政治需要我们不断追求、不断完善。今后，当我们的经济进一步发展，政治改革的相应配套措施也相继出台时，我们应当以一种理性化的、建设性的态度来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绝对不是其它国家民主化进程的翻版，更不是对其它国家民主化经验的照搬和模仿。我们有理由、有能力创造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民主的好形式，而且我们正在做出这样的贡献。对此，我们不必妄自菲薄。

任何政治制度，缺少了占世界上1/4人口中国的参与都是不全面的，也很难说是符合人类真正要求的。如同中国人数千年使用筷子进食，现在却非要中国人使用西方的刀叉一样，中国探索自己的民主道路，为何一定要照搬西方的那一套？

不随波逐流，这才是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品格。

           （来源：《人民论坛》 作者：孙晋忠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洲研究室副主任）

                          反腐女杰的艰辛反腐历程。

                        即使从椅子上起来，都必须依靠拐杖

                       兰桂媛举着公安局开给她的行政赔偿决定书

法制周报记者 刘卓 特约记者 傅天明

实习生 谭娜 文/图

在一些心虚的人眼里，她是一个“爱钻法律空子”、爱给领导出难题的“刁民”；而在许多群众眼中，她是敢说敢做不怕报复的“反腐女杰”、“地下纪委书记”。

这位内心刚强的女人，7年来孤军挑战着一个个强权集团，因举报腐败问题而一贫如洗，还因此落下残疾，但她仍立志要把这条反腐之路走到底。

她叫兰桂媛，退休前在湖南岳阳市中建五局七公司工作，她曾成功协助当地检察院揪出单位的26条“蛀虫”。2004年去中纪委举报单位腐败问题后，兰桂媛被当地民警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的名义强行带走。在被“询问”了13个小时后，她成了一个左腿骨折的残疾人。

兰桂媛四处借债，坐着轮椅与丈夫一道上访，经过两年的艰辛抗争，终获国家赔偿。想到行凶民警至今仍未被处理，兰桂媛愤而向岳阳市市长黄兰香举报，市长立即批示有关部门严查此案。今年4月27日，岳阳市检察院正式介入此案并展开调查。

拄着双拐的反腐女杰

2007年4月27日凌晨时分，凉风习习，一位白发“老人”徘徊在岳阳市中建五局七公司门口，不时地四处张望，此人正是兰桂媛的丈夫黄林(化名)。由于多年陪妻子上访，承受了过多压力，才50多岁的他就已满头银发，并患上了糖尿病和高血压。“是《法制周报》记者吧？别说话，快跟我走！”由于担心遭人盯梢，他小声提醒我们。

      黑暗中穿行大约两分钟后，我们来到一栋墙壁斑驳的宿舍楼前。踏进兰桂媛的家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组合木柜和墙上悬挂的一幅山水画，仿佛记载着她家曾经的“风光”。1994年，因工伤提前退休的兰桂媛，凭着丰富的会计知识，曾在多家大型公司兼职，收入不菲，于2000年买下这套三室两厅住房。

      53岁的兰桂媛在丈夫的搀扶下，从卧室拄着拐杖走了出来，三年前骨折的左腿至今仍浮肿，需靠药物止痛。“他把我打成这样都没被追究责任，我不服！”兰桂媛低头看着浮肿的左腿，沉默良久，但她接着又说：“他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会把这条反腐路走到底！”

      执著举报挖出 26条“蛀虫”

“    他们偷偷将举报材料塞进我家门缝，我都成‘地下纪委书记’了。”一说起职工们对她的信任，兰桂媛就自豪不已。

职工反映的问题集中在相关领导私下变卖土地机械、贪污等。为证实举报情况，兰桂媛开始私下调查取证。在掌握大量证据后，她一边向省公司反映情况，一边向公司纪检部门寄举报信，没想到这封信很快就到了被举报人手里。

2001年9月，兰桂媛和同事们将举报信寄到了总公司、中央审计署、中纪委等有关部门。一年后，由中央审计署及中央特派员组成的调查组来到岳阳调查情况，这更坚定了她跟贪官们斗争的决心，随后她将举报信寄到了岳阳楼区检察院。

2002年，在兰桂媛的配合下，当地检察部门调查发现，该公司的一些领导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下属一些分公司贪污受贿成风，便配合相关部门对该公司亏损问题、干部贪污受贿等问题进行了查处，于2002年3月挖出了一批“蛀虫”，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00余万元。查办的涉案人员共26人，其中移交司法机关起诉的12人，包括公司前任经理、党委书记等3名正处级干部和1名副处级干部。

结案后，中建总公司配合有关部门对在岳阳的相关公司进行了专项检查，将发现的问题移交检察院，到同年年底，这些公司也有23人接受审查，其中5人被提起公诉。该公司一位老干部说：“兰桂媛不仅协助检察部门挖出了腐败分子，还在公司内部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

“你不怕报复吗？”记者问。兰桂媛说，其实当时被抓的腐败分子中，许多人曾是她的朋友，这令她很痛心，“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高于一切，我是为人民做事，不怕任何打击报复。”

★2000年，兰桂媛为退休职工和其他需要帮助的底层职工说话，矛头直指当时公司某领导。

★从2000年起，兰桂媛为职工奔走，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帮同事们讨回了被挪用的数百万元养老金。

★2004年7月28日，兰桂媛遭遇“意外之灾”，民警唐建明在传讯她时，造成她左腿骨折致残。

★2005年初，兰桂媛坐着轮椅走上了艰难的上访路，为自己讨要说法。

★2007年初，在国家公安部和湖南省公安厅的相关领导关注下，兰桂媛得到了国家赔偿。

“贵族”后代的坎坷人生

“如果早在很多年以前，我们还算贵族呢！”提到往昔岁月，风趣的老人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53岁的兰桂媛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祖辈都是满族人，在封建清王朝时期属于“正红旗”，先祖有着黄金打造的进宫宫牌，只是后来遗失不知去向。当时，兰桂媛在家排行老三，父亲是中建五局的工人，贤惠的母亲操持家务、带养孩子。她的父亲生性耿直，经常告诫子女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兰桂媛深受影响，所以养成了刚正不阿的秉性。

由于父亲属于建筑单位，工作流动性较强，在兰桂媛小学毕业后，一家人便随父亲来到了四川省德阳市，还没等初中毕业，恰逢当地招工，16岁的她开始了工作。就在那时，她结识了现在的丈夫黄林。尔后，她当过文书、广播员，也做过卫生所医生、空压机工、会计，从四川到湖北，再到湖南郴州，直到20年前公司搬迁至岳阳，她才在这里定居下来。

在郴州工作的时候，兰桂媛与黄林结婚，生下一男孩，但儿子不幸夭折。直到后来定居岳阳时，才有第二个儿子，目前就读当地一所高中。

1994年，兰桂媛因工伤提前退休，带着只有两岁的儿子返回了丈夫的四川老家。退休工资不过每月百余元，而为了赡养父母和儿子，她决定下海闯拼。兰桂媛在外承包工程，当时月收入最高可达2万元。2000年是兰桂媛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儿子因语言不通转回岳阳上学。在这之后，兰桂媛偶然见到的一幕改变了她的一生……

为退休职工讨回养老金

“每天早晨天蒙蒙亮，一支退休职工和家属的队伍，前看不见头，后看不见尾，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菜市场，弯腰捡烂菜叶回家充饥……”兰桂媛一边说，一边擦拭着眼泪。在回到岳阳后，她才得知，多年来公司靠变卖固定资产艰难度日，离休人员每月400多元养老金常常被拖欠，医药费也有六七年未报了，而有的分公司更是28个月没给职工发过工资，很多人迫于无奈只能到菜市场捡烂菜叶维持生活。

作为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的国有企业，中建五局七公司曾被岳阳市政府授予“重合同守信用企业”荣誉称号。“他们都是几十年来为国家鞠躬尽瘁的人，如今竟落到这种田地！”这一切，兰桂媛看在眼里，痛在心中。于是，她频频奔走在长沙、北京的大街上，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为同事们争取应得的权益，也希望改变公司的命运。

最终，经过她的努力，终于帮同事们讨回了被挪用的数百万元养老金。

从此以后，公司近千名退休职工都非常尊敬她，碰到烦心事都会向她咨询。在许多职工眼里，兰桂媛是能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替他们说话的人。于是，她成了公司远近闻名的“退休职工代言人”。

依靠自己掌握的会计、法律知识，兰桂媛为退休职工和其他需要帮助的底层职工说话，矛头直指当时公司某高层领导。“其实我还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但良知告诉我该怎么做。” 兰桂媛表情严肃地说，前几年，一家香港公司请她当会计，开出4000元的月薪，她却因为放不下这些事情而拒绝了。

公司领导人认为，兰桂媛是一个“爱钻法律空子”、爱给公司领导出难题的“刁民”，甚至还怀疑她的出发点有问题。她却说：“除了贪赃枉法的人是我的敌人，我从来就没有敌人。”

一起蹊跷的“治安”案件

频频被兰桂媛推上“被告席”，一些人恼羞成怒。兰桂媛一家开始受到各个方面的“打压”。她的儿子在公司子弟学校读书，突然被从前排调到最后一排。退休在家的丈夫也经常受到骚扰，经常有人去踢她家的门。

全家被不安和恐惧的氛围笼罩着，但这些没有把兰桂媛吓倒。2004年7月4日，拿着举报公司某高层领导的腐败问题材料的兰桂媛与职工代表，远赴北京上访，找到中建总公司反映问题，还将举报材料交给了中纪委相关领导。但她想不到的是，灾难正悄悄靠近，四肢健全的她竟会从此残疾。(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

2004年7月28日的清晨6时许，38摄氏度高温烘烤着岳阳城，出去买米粉当早餐的兰桂媛在返家途中遭遇“意外”。“他光着膀子，冲过来就是一拳。” 兰桂媛回忆说，当时岳阳市公安局岳阳楼分局国保大队的民警唐建明，从背后冲了出来，用拳头重重地砸向她后背。接着另两名男子跑了过来，将她往一辆小车的后座上拽。

“叫你告，我打死你！”兰桂媛事后回忆起唐的嚣张气焰，她说，自己在被对方往车厢里塞时，唐猛地重击她的左腿，她顿时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他对我亮了一下证件，说我撕坏了一张纸，违反了治安。” 兰桂媛如此解释自己被带走的理由。有关部门后来称，“他们上前实施依法传唤，兰桂媛拒绝，故意倒地被两名执法人员抬上车，兰用脚猛踢车门、座椅等，致其左膝盖骨不慎骨折，经过法医鉴定和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重伤，六级伤残。”记者在相关执法部门的材料中看到：“我们接到报案称‘兰桂媛扰乱单位工作秩序，并殴打他人’，于是对她进行依法传唤。”

“根据有关规定，传唤应该下达文书，还要当事人签字。”事后学习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兰桂媛对于民警的如此执法表示质疑。当时，她被送到了五里牌派出所。“我被铐在一间小屋里，十多个小时都不准上厕所。”兰桂媛说，此前的2004年4月5日，在为职工查医保卡的问题时，她与一名干部发生争执，但只吵了两句就散开了。而警方要她承认辱骂同事，并打了对方，但她死活不肯在相关口供上签字。

兰桂媛在被传讯时称自己是被冤枉的。在派出所被问讯了13个小时后，左腿骨折的兰桂媛被送往岳阳市二医院治疗。“他们串通医生不写骨折。”兰桂媛说。记者见到了当时医生开出的两份报告单，其中标明“8时17分”的报告写着“排除左腿骨折”，而另外一份“9时5分”的报告写着“左腿骨折”。同一名医生在不到一个小时里，却作出两个截然相反的诊断。“我的亲属赶到后，医生才被迫写出真实情况。”兰桂媛说。后来，司法鉴定中心的法医司法鉴定结论表明：兰桂媛的伤属于外力打击所致。

因为未能找到民警唐建明，记者只好找到了岳阳市公安局岳阳楼分局的陈副局长——唐的原主管领导。对方称，当时他们并未打人，至于为何兰桂媛会出现左腿骨折，只能说他们监护不得力。另外，他称当时接到报案才去依法传唤，程序都是合法的，事后他们给了唐纪律处分，目前唐仍在原单位工作。

引用

w云水禅心 的 假设公务员实行“雇员制”会怎样？
　　假设公务员实行“雇员制”会怎样？

　　乌鲁木齐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面向乌鲁木齐市公开招聘7名招商项目主管。“政府雇员”是政府根据工作的特殊需要，从社会上雇用的服务于高新区发展、建设的工作人员。政府雇员纳入高新区管理，不占用机关行政、事业编制，不具有行政职务，不行使行政权力，服务于政府某项工作或某一政府工作部门。政府部门推行雇员制，这在新疆是第一家，在国内也是“凤毛麟角”之举措。（见记者安红杨光报道：《乌鲁木齐高新区试水政府雇员制》）

　　好！笔者为新疆这样的雇员制举措叫好。因为公开招聘政府雇员可以提高政府某项工作或某一政府工作部门人员素质，提高办事效率，同时也能杜绝政府工作人员队伍的“滥竽充数”。因为招聘而来的雇员是经过严格的“过五关斩六将”选拔出来的，是人才中的人才，精英中的精英。应聘者也是“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货”的人才，所以引入雇员制，能真正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引入“雇员制”，让笔者突发奇想，如果我们的国家对政府的公务员也实行“雇员制”，那么政府的办事效率、服务态度、工作效率将是什么样子？

　　我们假如将对公务员的考核：“德、勤、能、绩、廉”五个方面，改为“雇用”后的续聘条件，只有经过“德、勤、能、绩、廉”五个方面，任期一年或三到五年一考核，只有全部达标，且优秀者才能继续应聘，反之解聘。这样一来我们的公务员队伍是不是别有一番工作氛围在其中呢？到那时公务员们自会“马不扬鞭自奋蹄”；到那时自会知道谁“跑”得快，谁就能继续应聘，谁“跑”得慢，谁就有解聘的危险；到那时人人都有危机感，事事有如履薄冰感；到那时贪污腐败分子就不敢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公私不分，以权谋私了。同时我们的“雇员们”在主人翁的意识上，在对待工作的态度上，在工作的开拓创新上就会“响鼓不用重捶”了。

　　我们如果从政之能看德，德之勤看绩，绩之能看勤，勤之德看廉，廉之绩看政的“德、勤、能、绩、廉”五链合璧看受聘“雇员”的办事能力，看政治素质、看工作业绩、看廉洁自律，并作为考核续雇的条件，那么我们的公务员就不会出现“民谣”中传说的机关怪：“八点上班九点来；品茶看报好自在；好烟见抽不见买；业务小酒把胃坏；内部会议传达快；楼堂馆所争着盖；成天文山加会海；哪里热闹哪里在；遇事研究久等待；懒得批评都自在。”就不会出现：“忙碌的公仆在包厢里，重要的工作在宴会里，干部的任免在交易里，工程的發包在暗箱里，該抓的工作在口号里，須辦的急事会议里，妥善的計划在抽屜里，应煞的歪風在通知里，扶貧的干部在奧迪里，宝貴的人才在悼詞里，优质的商品在广告里，輝煌的数字在总結里。”的现象了。

　　因此，如果我们国家的公务员也实行“雇员制”，大家说好还是不好？

　　



------------------
破茧成蝶 云天翱翔